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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恐怖主义的风险与应对  
  作者:佚名 发表日期:2010-12-20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和平利用核能的水平日益提高,核工业在推动经济发展、增进社会福祉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核恐怖主义分子却将核工业生产设施、技术与产品当作制造社会恐慌、扩大自身影响、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为此,有效地应对核恐怖主义的风险成为国际社会所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包括核恐怖主义。不久前,国务院令第484号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的决定》,再次昭示了中国政府防止国际核扩散、打击核恐怖主义的决心。

一、核恐怖主义定义

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肌体上的一颗“毒瘤”。在冷战结束之后,特别是“9·11”事件发生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均加强了对于恐怖主义的防范措施与打击力度。但是,各个国家由于政治观点等方面的差异而对“恐怖主义”的界定众说纷纭。尽管如此,一般而言,恐怖主义具有以下公认的共性:一是目的与动机的政治性;二是采取手段的暴力性;三是追求影响的广泛性和震撼性,恐怖分子常常以无辜平民及具有象征价值的其他目标为袭击对象,希望在更广的社会范围内造成心理震撼。此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恐怖主义的另一个特点即组织结构的无中心和网络化。

核恐怖主义是以核工业生产设施为袭击目标或以核技术与产品为主要工具、为实现一定政治目的而有意制造核恐怖的一种犯罪行为。从其表现形式来看,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一种“新恐怖主义”;从其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来看,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一种“超级恐怖主义”。具体而言,核恐怖主义活动大体包括以下三类:

首先,发动“脏弹”(Dirty Bombs)袭击。“脏弹”不同于核弹,它是一种包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常规炸弹。当“脏弹”被引爆后,放射性物质随之而扩散。相对而言,恐怖主义分子获取工业或医学用低水平放射性物质的概率较大,“脏弹”是其最有可能使用的袭击手段。

其次,袭击核设施。核恐怖主义分子以反应堆等核设施为袭击目标,制造爆炸、火灾等事件,人为导致大量放射性物质的外泄,导致核设施周围及下风向远距离的公众健康受到严重的危害,进而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由于各国均对核设施安全保卫采取了严格的措施、戒备森严,核恐怖主义分子袭击核设施相对困难。

最后,利用核武器发动袭击。今天的核恐怖主义分子通常是高智能化,有可能掌握核武器技术。从理论上讲,他们如果掌握一定数量的浓缩铀或钚,就有可能生产出核武器。不仅如此,在有核国家失于防范的情况下,恐怖主义分子也可能窃取核武器。一旦恐怖分子掌握并利用核武器发动袭击,其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恐怖主义分子获取核武器的可能性非常小。

可见,在上述三种核恐怖活动中,危害性是依次递增的,可能性是依次递减的。也就是说,核恐怖主义活动的可能性与危害性是成反比的。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一国的核工业不仅可以为本国提供具有强大威慑能力的核武器,而且可以生产出大量清洁、安全的能源,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际能源危机的燃眉之急。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核工业自身的安全保卫措施、增强核应急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要普及针对公众的核安全教育,防止其因核恐怖主义威胁而产生过度的反应。

二、核恐怖主义风险

冷战结束后,素为两极对峙所掩盖的领土、民族、宗教等方面的矛盾凸显,成为威胁国际安全的重要因素。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推行以市场化、私有化与非管制化为主旨的新自由主义,导致了一系列矛盾的激化,如全球贫富差距拉大,南北矛盾突出;经济全球化边缘化群体心理失衡,产生严重的“相对剥夺感”;民族主义情绪出现反弹,等等。这导致了某些弱势群体更加倾向于诉诸恐怖主义、包括核恐怖主义的手段,以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

美国蓝德公司曾经发表题目为《反击新恐怖主义论》的报告,认为恐怖主义行动的动机主要有三个方面:弱者以非对称的手段反抗强者;显示自身的身份和能力;改变现状及现有的秩序。2001年的“9·11”事件就是一个例证,五角大楼与WTO大厦分别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军事与经济实力的象征。因此,美国政府近年来对外积极推行公众外交以图消除阿拉伯世界的反美主义,从根本上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核技术的扩散越发难以控制,核物质的走私也难以完全杜绝。这是因为:第一,核技术具有军民两用性,国际上存在着“民用名义、军用实质”的核技术“灰市”;第二,在国际军火贸易中,“黑市交易”屡禁不止,给恐怖主义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2004年,巴基斯坦的“核弹之父”卡迪尔汗因长期从事非法核交易而成为各国媒体关注的焦点,“核黑市”露出了冰山的一角。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记录,从1993年1月1日到2001年12月31日,全球共发现426起核走私案。当然,这些走私的核物质只能对环境产生污染,而不能制造核裂变武器。

作为前苏联的直接继承国,俄罗斯的经济在冷战结束之后出现衰退,核军工企业在军转民过程中十分不景气。大批的核技术人员因工资待遇过低而流失,有的甚至流向国外,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核技术的扩散。更为严重的是,萧条的经济形势使俄罗斯的核工业监管乏力,许多企业围墙坍塌、警报失灵,大量的核材料流失,一些员工将核走私作为第二职业以弥补收入的不足。2001年12月6日,俄罗斯警方称,他们逮捕了7名以出售放射性物质为生的团伙犯罪成员,缴获900多克铀。

由于上述原因,“9·11”事件后,美国政府非常担心恐怖主义分子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核武器。其实,就目前的情况看,恐怖分子获得核武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总地说来,他们拥有核武器的渠道无非以下三种:一种是购买,一种是制造,一种是盗窃。就购买而言,有核国家不会承受巨大的国际压力而将核武器出售给丧心病狂的恐怖分子,以免产生伤及自身的“回镖效应”。就制造而言,生产核武器是一项技术复杂的工程,需要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协同攻关,也需要大量的研制经费。而现代恐怖组织的特点是分散的网络,缺少研制、生产核武器的人力与财力。主权国家伊拉克曾经在20世纪70、80年代投资数十亿美元、投入数千名科研人员生产核武器,无果而终。在恐怖组织中,“基地”组织资金雄厚,组织庞大,但与主权国家相比也还是“小巫见大巫”。因此,恐怖分子自行生产核武器并非易事。目前,恐怖分子获取核武器唯一可能的途径是利用有核国家的疏忽,窃取核武器。

相比之下,“脏弹”是核恐怖主义分子最容易获得的一种袭击工具。1995年11月,车臣恐怖分子将盛有放射性物质的容器放在莫斯科市伊斯马伊洛夫公园内,扬言要引爆容器,制造一场新的“切尔诺贝利”事件。在核技术扩散难以完全遏止、核材料走私难以完全控制的情况下,预防、应对核恐怖分子的“脏弹”袭击应该成为核反恐的重点。

此外,核设施也是核恐怖主义袭击的主要目标。以美国为例,103座民用核电站遍布全国65个地方,储存着42000吨的核物质。一旦核电站遭袭,核物质扩散将导致土壤和植被的污染,人与动物的健康严重受损、甚至大量死亡。有分析人士认为,“9·11”事件中,坠落在匹茨堡附近的被劫持航班袭击的目标可能就是三里岛核电站。在五角大楼与世界贸易组织大厦被撞击后,美国核管制委员会立即激活应急响应中心,建议各核电站进入最高警戒状态。现在,美国所有的核电站都被分为三个区域——缓冲区、保护区和重要区,安全保卫措施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可以进入保护区的人员仅限于部分员工及受到监视的参观者,而进入重要区则需要受到更为严格的限制,相关保安人员要接受雇佣前的调查和特别培训。

总之,冷战结束后,核技术与核材料的扩散状况令人堪忧,制止“脏弹”袭击与确保核设施安全应该成为防范核恐怖主义的重点,而恐怖分子获取核武器的几率很小。对此,一方面,我们要采取谨慎措施,不给恐怖分子获取核武器以任何机会;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要理性地分析某些西方学者言过其实的论调。最近,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各发表了一份报告,它们分别是《防止核恐怖主义》与《评估恐怖分子在英国使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放射性武器及核武器(简称CBRN)的威胁》。两份报告都过分地宣扬了当今世界的“核失控”,实质上是为西方国家插手伊朗与朝鲜核问题寻找借口。

三、反核恐应急管理

在美国,反恐怖作为应急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在“9·11”事件后占据了绝对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公共危机被分为四类,即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社会安全事件,其中恐怖主义属于社会安全事件,是应急管理的重要对象之一。与此相应,打击核恐怖主义,首先要对内强化核应急管理。

我国反恐主要分为爆炸、劫持人质、核与辐射、生物与化学等专业领域。我国在国防科工委成立了国家核应急指挥中心,核与辐射反恐依托于核应急体系。2003年7月,国防科工委成立了反核恐工作领导小组,颁布了反核恐预案;2004年4月,会同国家反恐办公室、科技部,联合发布了反核恐中长期科研规划。目前,国防科工委正在参与国家《反恐法》的制定。我们认为,我国强化反核恐应急管理应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突出“风险管理”的理念,贯彻“预防为主”的原则,在核应急管理的四个阶段中强化“减缓”与“准备”工作。在减缓阶段,核恐应急管理需要识别核恐怖主义分子及其可能袭击的目标,评估潜在核恐怖袭击目标的脆弱性,提供核技术援助以增强未来的响应与恢复能力,培养核反恐的各种伙伴关系,减少核恐怖分子获得核技术、核材料的可能性,监督、控制与核恐怖主义有关的跨境流动人员和资金等;在准备阶段,反核恐应急管理需要制订应急响应计划,通过签订合作协议或建立合作机制来联合实施反恐响应计划,制订资源储备及管理计划以调动公共、私人及非赢利组织的资源,建立有关核恐怖主义的公共信息机制等。

第二,调动全社会力量参与对核恐怖主义的防范与打击。我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社会,政治动员能力强,而社会动员能力弱,尚未建立起一个能够有效地组合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各种力量应对突发事件的社会动员机制,没有形成网络状的应急管理体系。现代恐怖组织的特点是从传统意义上的官僚制向松散的网络制转变,扁平化、无中心、网络状等特点日益突出。如果单纯依靠政府力量防范和打击核恐怖主义,其效能会大打折扣。这就需要我们在反核恐应急中,调动方方面面的力量,加强对公众的教育,培养其自我保护及互助互救的能力,形成群防群治、群防群控的局面。

第三,充分体现军民结合的原则,利用军队的专业化人员与专业化的装备,最大限度地消除核恐怖主义的后果。《2006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指出,我军“防化兵初步建立与联合作战相适应的核化生防护体系,快速遂行核化生防护、核化生应急救援和反核化生恐怖能力明显增强”。在重大化学品泄露、核化生恐怖袭击、核电站事故等事件中,掌握娴熟专业技能的防化兵可以发挥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从根本上讲,制止核恐怖主义的关键在于使恐怖分子不敢为、不能为。我国正在制定《反恐法》,核恐怖分子将为自身的反社会行为受到严厉的惩罚、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使其不敢实施核恐怖活动。一旦核恐怖分子铤而走险,也会由于以下原因使其目的不能得逞:严密的预防措施使令核恐怖分子缺少必备的材料、资金或无从下手;公众的广泛参与消除了对于核恐怖袭击的过度恐慌,恐怖分子不能借助恐怖行为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心理震撼;即便核恐怖分子偶尔得手,具有高水平、专业化处置能力的响应力量也会使灾难后果最小化。

四、反核恐国际合作

1984年,中国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并于1988年将本国的民用核设施自愿置于该机构的保障监督之下;1988年,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7年,加入国际核出口协调机构——“桑格委员会”;2004年,加入多边核出口控制组织——“核供应国集团”。

2005年4月,第59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制止核恐怖行为国际公约》。此项公约是联合国制定的第13项反恐公约,也是首项打击核恐怖犯罪的专项公约。它要求各国为打击核恐怖行为加强情报交流,加强对本国放射性物质的监管。这为国际社会加强核反恐合作提供了法律框架。同年9月14日,外交部长李肇星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该公约。

2006年10月,“打击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首次会议在摩洛哥拉巴特召开,中国作为该倡议的12个创始国之一参加会议。会议通过《原则声明》,强调:必须制止恐怖分子拥有、运输或使用核材料和放射性材料,防止其对核设施采取任何破坏行为。

2006年11月,为防范核恐怖主义、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我国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出口管制条例》;2007年1月,我国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的决定》,在原条例中增加“防范核恐怖主义行为”的内容。

以上事实说明:多年来,我国一直在防止核扩散、打击核恐怖主义问题上保持着坚定的立场。核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的公害。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增强国际合作、确保人类的共同安全是打击核恐怖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和行之有效的良方。这是因为:第一,打击核恐怖主义事关国际安全,提供的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世界各国均有义务参与、支持此项事业;第二,只有增强全球合作,才能真正控制核技术与核材料的扩散,从源头上遏制核恐怖主义。

但是,在加强反核恐国际合作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呼吁相关国际组织及有关国家奉行标本兼治的原则,增强发展中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能力,以此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改善人民的生存条件。同时,我们也要警惕某些西方国家假借防范国际恐怖主义,实现利己主义的战略意图,随意将核反恐扩大化。

 

总之,我们需要走一条标本兼治、内外兼修的道路:既治标,又治本;既加强国内的核应急管理,又积极参与反核恐的国际合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地防范和应对核恐怖主义,内保中国的和谐,外促世界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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